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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博元、罗纳德：稀土与大国竞争——关键战略资源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启示｜战略与安全

（来源：大湾区评论）

编者按 · 2026.08.21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稀土开采、精炼与永磁体制造等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资源格局让稀土成为堪比历史上的黄金、钢铁、石油等资源的关键战略筹码，也让美国将自身对华稀土依赖视为亟需化解的战略脆弱性。中美之间围绕稀土的博弈由此持续升温。

本文指出关键战略资源与大国兴衰之间存在悠久的历史规律——从西班牙依靠美洲白银维系全球帝国，到英美德日凭借钢铁促进工业崛起，再到石油塑造二十世纪大国竞争格局，资源优势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自身获取相对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加速了对手的自主替代。今天中美围绕稀土的博弈，正是这条历史轨迹在21世纪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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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REE）正日益成为21世纪各国战略考量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和美国而言尤其如此。在美国人的视角下，稀土或可比作国际象棋中的马或象；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则可以将其类比为围棋中的“要子”或“棋筋”——价值不完全取决于棋子本身，而取决于它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棋子的联系。一旦棋筋被切断，受到影响的可能并非一个局部，而是整个棋形。稀土供应链一旦发生中断，也会对更广泛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造成冲击。

2025年12月，《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必须终结中国的稀土主导地位》（The U.S. Must End the Rare Earth Dominance）的社论，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该社论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即在中国通过限制美国获取稀土进行反制之后，唐纳德·特朗普被迫调整了其原本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加征关税措施。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2026年矿产商品摘要》（US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6），2025年中国约占全球稀土氧化物产量的69%-70%，同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稀土储量。这一事件凸显出，一种关键战略性原材料能够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双边经济与安全谈判的态势。

本文的两位作者认为，如果将围绕稀土的政策与博弈视为根深蒂固的历史规律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或许能够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额外的分析价值。原材料始终深刻影响着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发展进程：从资源的发现与获取，到其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开发利用，再到其被用于推动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增长，莫不如此。尽管21世纪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已与以往时代大不相同，但这一基本规律依然成立。

2026年7月，中国针对欧洲对被指协助俄罗斯对乌战争的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反制，这些公司可能难以采购制造稀土磁体和半导体等产品所需的许多关键矿物（图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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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在中美战略思维中的战略意义

稀土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投入品，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它已然成为中美两国战略考量和大国竞争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稀土包括17种化学性质相近的金属元素，是制造高性能永磁体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而这类永磁体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电机、海上风力发电机组、精确制导武器、战斗机航空电子设备以及先进医学成像设备等领域。

根据国际能源署2026年发布的《稀土元素》报告，2024年中国约占全球磁体稀土（钕、镨、镝、铽）矿山产量的60%、精炼产量的91%，并占全球烧结永磁体产量的94%。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2026年矿产商品摘要》进一步显示，中国稀土氧化物产量约为27万吨，2025年约占全球总产量的69%-70%，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稀土储量；而在下游加工和分离环节，中国的优势则更为显著。相比之下，美国稀土矿山产量仅为5.1万吨，在加工材料和永磁体方面仍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资源分布与加工能力之间的这种不对称，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国内的一种认识，即稀土已经成为美国供应链安全中的一个关键薄弱环节。

对中国而言，稀土是一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意识培育起来的战略资产，相关产业规划长期强调稀土的战略价值——2021年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推动了国家监管下的产业整合，2024年出台的《稀土管理条例》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保障国家稀土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近年来，中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稀土领域所处的优势地位，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多次打出“稀土牌”。2025年4月和10月，为回应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中国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先后两次对稀土资源实施出口管制。中国的政策文件和专家评论一贯将稀土视为“维护资源安全”并影响全球技术竞争的重要手段——借助这些工具，中国既可以维护自身技术实力持续上升的势头，也能够在大国竞争中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与此相对，华盛顿则将自身在稀土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视为一项严重的战略脆弱性。美国能源部的关键材料评估将稀土元素列为能源领域的关键材料，认为其兼具较高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和对清洁能源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则将稀土及永磁材料视为国防工业基础和多类先进武器系统所依赖的关键投入。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的战略重点包括：振兴国内稀土产业——其中尤以芒廷帕斯矿为代表；推动供应来源向盟友和伙伴多元化，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以及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国防生产法》等政策工具，以税收激励、直接投资、贷款和财政支持等方式扩大国内关键矿产生产、加工、磁体制造和回收能力，并推动相关技术研发。美国具有影响力的评论人士以及国会听证中的证词，也反复将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形容为一种必须打破的“扼喉式控制”，以此维护美国的战略自主性。

因此，稀土已经演变为中美战略竞争框架下争夺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中国试图将自身在资源和供应链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实力、长期产业能力和高技术发展优势，从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与之相对，美国已经认识到自身在这一关键领域的脆弱性，因此致力于增强供应链韧性，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军事优势，同时保持其在中美总体力量对比中的有利地位。

当下中美两国在稀土领域的竞争态势，与下文将要考察的关键原材料在大国竞争和国家实力演变中所呈现的历史规律遥相呼应。

MP Materials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稀土露天矿（图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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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战略作用的历史先例

当代中美围绕稀土展开的战略博弈，在关键战略性原材料与国家权力长期互动的历史中并不鲜见。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对战略资源的发现、获取以及相关技术能力的掌握，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也是增强军事实力、推动帝国扩张和获取地缘政治杠杆的重要手段。贵金属、钢铁和石油等关键资源的历史都表明，对此类关键资源的控制曾一再影响大国的崛起及其相对衰落。尽管不同时代所依赖的具体资源和技术在不断变化，但资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却表现出显著的延续性。

16至17世纪西班牙帝国的经历，便是这一历史规律的早期例证之一。在美洲殖民的过程中，欧洲国家攫取了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特别是波托西等地区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欧洲，由此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机器提供了资金，支撑了欧洲大陆上的多场战争，并维系了西班牙建立起来的全球性海洋帝国。在这一过程中，贵金属不仅是一种经济资产，也成为重塑欧洲整体力量均势的重要工具。

技术进步进一步放大了原材料所具有的战略价值。19世纪至20世纪初，铁矿石、优质煤炭与锰的结合，对现代工业钢铁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锰作为脱氧剂和合金元素，被应用于贝塞麦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使钢材的强度和耐久性得到显著提升。英国拥有彼此邻近且储量丰富的煤田和铁矿，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此后，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能否获得这些资源，并将其有效整合进自身工业体系，成为其能否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重要基础，因为工业生产能力、海军扩张、铁路建设以及后来机械化战争的发展，都高度依赖这些关键战略性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钢铁是一种具有“系统性”意义的基础材料，其作用在某些方面与今天稀土在现代技术体系中的地位颇为相似。

进入20世纪以后，原材料的战略属性进一步凸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油成为现代军事与经济体系的关键投入品。石油对于海军舰队、机械化陆军以及后来空中力量的发展不可或缺，并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战争的逻辑与运行方式。

与此同时，各国也早已认识到资源依赖所蕴含的脆弱性，因此往往投入大量力量保障资源供应。在较早时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殖民扩张获取资源。西班牙对美洲银矿的控制、英国对印度棉花和非洲矿产资源的掌控，以及19世纪后期列强对非洲的瓜分，都与将关键原材料置于本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需要密切相关。殖民地因而成为黄金、白银、橡胶、锡以及后来石油等资源的稳定供应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竞争对手的干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的殖民统治逐渐让位于更加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方式。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借助金融实力和企业控制，通过大型石油公司——即所谓“石油七姐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掌控石油资源。这种安排使其无须承担传统殖民统治高昂的行政成本，便能够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和有利的价格条件。

原材料及其衍生产品也曾被直接“武器化”，成为国家权力运用和大国竞争的工具。与今天稀土出口限制最为相似的历史案例之一，是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逐步收紧对日本石油出口的政策。为回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占领，华盛顿先是实行出口许可制度，继而于1941年7月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最终几乎全面停止对日石油供应。当时，日本所需石油的80%以上由美国提供。日本决策层估计，其现有石油储备最多只能维持18个月，而这一时间远不足以支撑已经启动的现代战争机器。石油及其他关键资源的禁运，成为推动日本决策层选择南进，夺取东南亚资源区并最终决定对美开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上述历史案例，可以归纳出若干反复出现的规律和启示。第一，当某一种关键战略性原材料主要由单一国家掌控时，这种控制往往能够为该国带来显著的非对称优势。第二，科学技术的突破可能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削弱资源占优国家的既有优势，并成为塑造新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三，当国家意识到自身存在资源或技术脆弱性时，通常会通过获取资源、保护供应、限制对手获得资源以及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加以应对。

历史同样揭示出一些反复出现的局限和警示。第一，对殖民掠夺和资源开发的过度依赖，往往会激起被统治地区民众的不满，同时带来维持帝国体系的高昂成本以及战略过度扩张的负担。第二，出口禁运等限制性措施未必能够有效遏制对手的发展，反而可能促使受限制国家加快自主创新并提高自给能力。第三，出口禁运及类似遏制措施还可能导致受制裁国家产生战略误判，从而增加发生更为激烈的国际冲突的风险。

正如黄金和白银曾为伊比利亚国家的霸权提供财力基础，钢铁曾驱动工业帝国的崛起，石油曾深刻塑造20世纪的联盟体系与大国竞争一样，今天的稀土也正在支撑21世纪战场和大国竞争所依赖的关键技术。由此来看，当下各国对于稀土战略价值的高度重视，并非一种孤立的新现象，而是延续了一条更为悠久的历史轨迹：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始终与大国实力的形成、运用及相互竞争紧密交织。

过去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态圈，从原料，设计，晶圆制造到代工晶片及封测等，常常是全球不同公司的协作，但现在各国都希望有自己的生态圈（图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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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对于理解稀土发展

及其挑战有何意义？

有关战略性原材料的历史经验，为理解当代稀土元素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尽管稀土具有鲜明的21世纪特征——特别是在先进技术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以及供应高度集中于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之中——但关键战略性原材料与国家实力兴衰之间更为宏观的历史规律，至今仍具有高度相关性。当然，对这些历史规律的考察并不能产生确定性的预测，但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完整、清晰的视角认识那些正在塑造当代全球格局与大国竞争的关键资源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历史经验进一步凸显了稀土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始终是经济、技术、政治、军事以及大国地位演变的重要基础。正如波托西的白银曾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提供充裕的财政资源，使其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并支撑世界上最早的全球性帝国；19世纪由铁矿石、煤炭和锰生产出来的钢铁，驱动了工厂、铁路和无畏舰的发展，从而显著提升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对这些关键资源的控制，使国家能够积累财富、建设工业能力并向外投射力量，最终实现从物质资源向国家实力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稀土所发挥的作用，与早期支撑大国崛起的战略资源并无根本不同——21世纪的稀土为绿色能源体系、数字基础设施、航空航天装备和先进武器平台等一系列关系当代国家实力发展的关键领域提供资源支撑。因此，中美两国对稀土的高度重视，不应被视为一种独属于当代的现象，而应理解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在当下的延续，即关键战略性原材料与国家实力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联系。

第二，历史还反复揭示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的国家往往能够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既不是绝对的，也不会永久存在。资源优势一再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美洲开采的贵金属为西班牙王室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西班牙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长期扭曲，为其后期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同样，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崛起的工业强国虽然能够实现迅速扩张，却始终面临供应中断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脆弱性，而后者甚至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大幅削弱其既有的优势地位。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之中。我国在全球稀土开采、精炼和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战略优势和政策杠杆。但与此同时，这种优势地位也使我国面临西方国家加快推动关键供应链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我国的稀土优势存在于一个持续变化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之中。全球需求结构可能发生改变，替代性技术和替代材料也可能不断出现。因此，我国同样需要考虑发生大规模替代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

另一方面，处于相对资源劣势的一方——美国及其盟友——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高度依赖外部稀土供应所造成的战略脆弱性。这种脆弱感和危机意识已经开始推动其实施一系列供应链重构政策，包括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投资替代技术以及增强国内生产能力。换言之，力量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新材料、技术创新以及需求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重新塑造。

2026年4月，美欧签署重要矿产行动计划，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图源：美国之音）

这也意味着，关键战略资源作为政策杠杆往往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资源限制在首次使用或短期实施时，可能由于对方尚未形成替代性供应和技术路径而产生较强影响；但如果此类限制长期化、反复化，则会反过来刺激受限一方寻找替代来源、降低相关资源使用强度、投资替代技术并重构供应链。因而，资源优势并不简单等同于一种可以无限重复使用的战略权力。资源“武器化”越频繁，其长期边际效力反而可能越低，并可能加快竞争对手摆脱依赖的进程。

第三，反复出现的历史案例还为评估政策选择和战略路径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一方面，历史上，某些战略已经被证明具有长期有效性。例如，那些持续投资于技术创新、工业能力和组织适应能力的国家，通常更能够将资源存量或是获取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国家实力。在19世纪钢铁工业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石油为基础的军事和工业体系形成过程中，最终取得成功的大国所依赖的远不只是对原材料的简单开采，还包括精炼加工能力的进步、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以及制度和组织能力的完善。放到今天来看，这意味着，仅仅在稀土开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同时具备稀土精炼、下游加工以及技术应用能力。

另一方面，历史也提供了许多政策失败的案例。首先，那些试图通过强制性领土扩张或僵化的殖民统治来确保资源供应的大国，往往会激起强烈反抗，并导致战略过度扩张，甚至反而会因资源引发战争，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提供了相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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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口禁运虽然可能在战术层面产生明显的短期效果，但从战略层面看，其结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资源限制的危险并不只取决于限制本身有多严厉，也取决于政策信号是否清晰、限制措施是否具有明确边界，以及受限制国家如何理解这些行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资源限制是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案例。美国的初衷之一，是通过逐步限制关键资源供应，约束日本继续扩张并迫使其重新考虑政策。然而，在日本决策层看来，这些不断升级的限制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意味着其战争机器能够继续运转的时间正在迅速缩短。一方将政策理解为施加压力、管理风险和迫使对方谈判，另一方却可能将同样的政策理解为自身战略生存空间正在关闭。由此形成的认知错位与战略误判，正是类似出口禁运政策最值得警惕的风险之一。

最后，技术限制的有效性同样存在边界。这类政策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限制目标国家的发展，却也可能刺激其技术创新以及追求技术自主。例如，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实施的限制措施延缓了苏联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推动莫斯科以及其他国家发展自主的技术替代方案。同样，拜登政府推行的“小院高墙”政策虽然确实给中国造成了短期成本，却也推动中国国内开展大规模技术研发和替代工作。

2026年6月16日，参观者在华为展台展出的昇腾384超节点展品前驻足观看（图源：CNN）

第四，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案例，使我们得以从多个维度对当代政策进行综合分析。要有效评估稀土的意义及其战略重要性，就必须同时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过去为我们提供了不断重现的历史规律与经验，例如关键资源控制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以及占据资源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拥有的战略优势与自身脆弱性之间的互动。对当下的分析，还需要关注今天与以往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的因素，包括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跨国供应链日益复杂、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较过去更加丰富，以及当代对资源的控制已不同于过去以直接领土占领为主要形式，而更多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相互依赖构成的网络来实现。至于未来，则仍充满不确定性并持续演变。新兴技术可能改变稀土需求，催生新的替代方案或回收方式，也可能改变生产和加工的地理分布。重大的技术突破——例如核聚变——甚至可能直接改变现有的资源能源供给与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构，也将对稀土的战略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总而言之，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围绕稀土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的当代现象，而是处在一条漫长的历史轨迹之中。在这条轨迹上，关键原材料始终与大国的兴衰、力量投射以及彼此竞争紧密交织。历史分析的价值，并不在于为现实提供精确而直接的类比，更不意味着过去围绕某一种资源的冲突必然在今天以相同方式重演，而在于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大国政治演变背后的结构性趋势以及政策工具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因此，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关键战略原材料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理解21世纪稀土如何塑造中美竞争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

戴博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罗纳德·普鲁森（Ronald W. Pruessen）：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